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重构

  作者:向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期主持:向?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期主题:近代初期欧洲的社会重构

  主持人语

  近代初期即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是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化,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都产生在这1时期。以往对近代初期的研究,大多强调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及引发变化的原动力,如个人主义、商业化和资本主义等,而对社会转型的1种重要面向即社会重构重视不够。推动社会重构的因素有哪些?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近代初期的法国历史着手,旨在探讨传统的熟人社会解体后,国家在推动现代性社会重构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5世纪的佛罗伦萨 资料图片

  在乎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史上,19世纪是布克哈特的世纪,20世纪是汉斯·巴隆的世纪,两人都高度重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的终结,现代性世界的开端。但是,两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代表人物是那些极重荣名的文人,如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与此同时,这类不受束缚的个人主义也给意大利带来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巴隆认为,布克哈特忽视了佛罗伦萨悠久的公社传统。1402年,在米兰公国的军事要挟之下,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与公社传统相结合,发展出“公民人文主义”,即主张积极参与政治,保护国家独立和自由的现代意识形态。晚近学者詹姆斯·韩金斯认为“巴隆命题”是对布克哈特解释的补充,二者其实不矛盾。在他看来,在1个利己主义盛行、政府的合法性缺失、罗马天主教遭受危机的时期,以布鲁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呼吁献身精神、爱国主义和服务于公益,唤起了人们的公共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布克哈特看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种种病症,却没有看到它们的医治进程。本文将跨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范围,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探讨个人主义兴起后的社会重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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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时期,即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该过渡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就是欧洲城市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佛罗伦萨是欧洲银行业的中心,也是高级毛呢的生产中心。它从法国香槟集市购买粗毛呢,运回本地进行精加工,再卖到利凡特和欧洲市场。佛罗伦萨编年史家乔瓦尼·维拉里记载,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约9万人,其中3万人从事毛纺生产。但是,受制于欧洲农本经济的大环境,意大利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未取得长足发展。意大利城市的商品生产依然是小商品生产,意大利商人从事的地中海贸易主要是满足欧洲封建贵族的需要。意大利城市社会是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家族、同行和邻里束缚着个人。但是,到14、15世纪情况产生了变化。

  我们可先大致了解中世纪佛罗伦萨的社团和团体。首先,家族。在佛罗伦萨初期历史上,有大量来自周围乡村的中小贵族。他们聚族而居,在城内修筑塔楼,相互械斗,严重干扰城市社会秩序。1293年佛罗伦萨颁布《正义法规》,制止有恶名的贵族家族成员担负政府官职,并要求他们缴纳保证遵法的押金,才将桀骜不驯的贵族制服。但是,贵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归尔夫派”的领袖和核心成员,代表着佛罗伦萨过去的政治传统。其次,行会。行会是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构成的,以同行业为基础,争取本身权利。最早出现的是富有的或有地位的大行会,如呢绒制造商行会、钱币兑换商(初期银行家)行会、法官和公证人行会。到13世纪,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7个大行会、14个小行会。在市民取得城市自治以后,行会仍发挥重要作用。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历参政,政府官职按比例在大、小行会中划分。再次,邻里组织。佛罗伦萨有4个城区、16个行政区和为数更多的教会堂区。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最初的民兵以行会为单位组建,但由于行会成员大多居住分散,为了便于训练和迅速投入战役,因而改由以居民区为单位,这是佛罗伦萨行政区的肇始。公社成立后,行政区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执政团和立法会议的选举从这里开始,税收也以行政区为单位统1征收。军事、政治和税收方面的紧密联系,使行政区成为利害相干的邻里共同体。澳大利亚史学家F.W.肯特说:“属于城市某1特定地区赋予1个人身份,就犹如其职业赋予他身份1样。”堂区本来是宗教性质的,同1堂区的信徒出席集体宗教仪式,去世后葬在共同的墓地。在此基础上,13、14世纪还发展出以平信徒为主的兄弟会,主要从事教友之间的慈善和互助活动。